查资料还有其他方法吗？（其他方法介绍）

　　查资料除利用目录索引外，还可利用注释、参考文献、工具书等各种方法，现也分别述之如下，大家有需要的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采用追溯法

　　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著作所提供的资料线索，去寻找材料：

　　（1）引用书目

　　引用书目是指将某一 著作的资料来源编成的目录。如唐圭璋所编《全宋词》《全金元词》的卷首都附有引用书目。就以前者为例，唐圭璋一共引用了 530余种著作。编者将这些著作分为词丛编、词别集、词总集、词话类、词谱类等14类编成目录。于抄本、校本、抄校本、罕见的刊本、活字印本皆注明收藏处。一书同时引用多种版本的也一一注明。如词总集所著录的宋黄大舆辑《梅苑》十卷，下注日： "汲古阁景宋抄本赵万里先生照片又楝亭十二种本 又 武进李氏圣译楼排印本。"其《全金元词》，在不少款目下加了附注，说明所据版本，不足之处，又据何本补充、校勘。显然，我们研究宋金元词可以根据这些引用书目去检索有关资料。学位论文以及百科全书的条目通常都有引用书目。

　　（2）参考文献目录

　　不少学术著作都附有参考文献目录，其性质与引用书目相同。一 .些学术论著多采用这种名称。我们在研究相关课题时，可以利用这些参考文献目录。如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所附《参考书目》收书约280种，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图书出版情况时，可以利用该书目所提供的线索去搜寻资料。

　　（3） 注释

　　比较严谨的学术论著，都会详细注明引文的出处。如袁珂著《中国古代神话》（中华书局，1960 年）虽然是用白话文写的，但是作者对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不仅注明了原文，而且还注明了出处，这为我们搜寻与核实原始资料提供了方便。我们在研究某一课题时，从相关学术论著的注释中，能够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资料来源，我们当然不会拒绝利用它们。

　　注释一般都广征博引，特别是一-些早期注释，所引资料多已亡佚，则其注释不仅指出了资料线索，而且还提供了珍贵的较为原始的资料。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清沈家本撰《三国志注所引书目》，辑得210家；撰《世说注所引书目》，辑得414家（收入《沈寄移先生遗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O《世说新语三卷》提要称刘孝标"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

　　2.利用工具书

　　所谓工具书，就是比较完备地汇集某一方面的资料， 用易于检索的方法编排起来，以供检索文献线索和解难释疑时查考的书。下面是对查找资料特别有帮助的资料类型：.

　　（1）资料汇编

　　有些学者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便，围绕-位作家、一。部作品、一个专题，将分散的相关资料汇编在一起，就成了资料汇编。在众多的资料汇编中，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成就为最突出，傅璇琮介绍道：

　　当时我处理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我建议，由中华书局搞一 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领导同意这一方案，于是把陈先生的这部书改名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后来又相继组约《陶渊明卷》《陆游卷》《柳宗元卷》，及编辑部自己编纂的《李白卷》《杜甫卷》。我因在北大从浦江清先生求学时已对宋代诗文感兴趣，立志于从事宋诗研究，于是想先从资料积累着手，着手搞《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和《杨万里范成大卷》。我平时从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夜间翻阅，每逢星期天，则到府右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来的馒头伴着图书馆供应的开水当一顿午饭。我的近二十万字的《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和七十余万字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出来的。[21]

　　当然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研究资料汇编，关于作家的如《李贺研究资料》（陈治国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年）、《吴趼人研究资料》（ 魏绍昌编，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0 年），关于作品的如《金瓶梅资料汇编》（侯忠义、王汝梅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三言两拍资料》（谭正璧编，.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0 年），关于文艺理论的如《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上海古 籍出版社，1979- 1980 年）、《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编译馆编，成文出版社，1978- 1981 年）等。这些资料汇编给我们读书治学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例如莫砺锋在他写的博士论文《江西诗派研究后记》中说："我特别要感谢傅璇琮先生，他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使我能够按图索骥地去收集资料，从而节省了许多时间。"[212]

　　集注（集解、辑释、会笺等）实际上是注释资料的汇编，如清王琦的《李太白诗集注》、清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清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清冯应榴的《苏诗合注》、清王文诰的《苏诗编注集成》。有的注释资料汇编虽无"集"字、"合"字，实际上也有汇编的性质，如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今人也出版了不少资料丰富的集注本，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该书以明汲古阁刊《唐人八家诗》之《李义山集》（三卷，不分体）为底本，以八种明清印本、抄本为校本，复以唐、宋、元三代六种总集进行校勘该书之注释笺评，汇集了十一种笺注本的成果，"复旁搜宋以来诗话、笔记、选本、文集中有关评注考证资料，近人及今人研究论著中有关注释、考订方面之资料亦酌加采录","会笺会评之后附有整理者按语，内容包括系年考证、疑难问题考辨、诗意解释及主题阐述等".卷末附录传记资料、各本序跋凡例及书目著录、李商隐年表（附《李商隐生平若干问题考辨》）。[213]

　　集评实际上是评论资料的汇编。问题是此类资料往往附书以行，体例不一，需要我们去寻觅。如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末附《古诗十九首集评》。再如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有关各作品的评论资料，以"参考资料"的名义，附在各作品之后，如《声声慢》（寻寻觅觅）之后共附参考资料28则，在书后"参考资料"部分共附传记34则，诗词评论36则，其他10则。

　　（2）类书

　　类书是将各种资料按内容分门别类地汇编在一起的书。如我们要找历代诗人咏黄河的诗，认真翻一下《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河部，就会发现不少有关资料；我们想了解古书中有关牙齿的论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翻一翻《古今图书集成》人事典齿部。

　　北大历史系教授祝总斌尝举一例：

　　70年代初有一位邻居是北京林学院的老师，他认定我教中国古代史便该懂得查找唐宋时期牡丹栽植的历史资料，于是便把一外地来信请教他的这个问题，转。

　　托于我。虽然我从未接触，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立即想到《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草木典》可以利用。后来果然以之为线索找到、整理了一份资料给他，据说回信后对方表示满意。不容置疑，我的答复肯定是肤浅的獭祭之作，因为我毫无研究基础。我举此例，只是想说明，作为一 名中国古代史教师，即使基础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一旦研究-一个课题，需要有关资料，大体上便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到什么地方去查，这对教学、科研都是颇为有用的。[214]

　　类书还能起到索引作用，因为类书已按类或按主题将某一方 面的资料汇编在一-起了，我们通过类书所提供的线索再去查找与核对原文，效果自然大不相同。如蔡元培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正在酝酿中的"新文化运动",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被迫辞职，曾以"杀君马者路傍儿"为喻，婉谢别人对他的挽留。此喻出自何处，其含义为何？通过查找《辞源》可以知道类书对这个典故有所解释：

　　《太平御览》八九七引汉应劭《风俗通》："又曰：杀君马者路傍儿也。语云长吏食重禄。刍藁丰美，马肥希出，路傍小儿观之，却惊致死。按长吏马肥，观者快马之走骤也，骑者驱驰不足，至于瘠死。"此言马本娇贵，偶出，以路傍儿围观惊死；观者誉马之驰，骑者因鞭策不止，使马力竭而毙。皆寓"爱之适以害之"之意。[215]

　　古书在流传的过程中亡佚的情况十分严重，古类书所引用的古书多已不存，如《艺文类聚》引书1431种，现存不到200种，所以可以利用类书来为古书做辑佚工作。最突出的例子是《永乐大典》，张忱石《<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书目》共收590种附录44种（其中120种没有传本）。216]

　　类书，特别是编辑较早的类书，引用资料多为古本，且多标明出处，所以也可用。

　　作校勘之资。宋王应麟、明杨慎等都曾利用类书从事校勘工作，而尤以清乾嘉时期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成就为突出。近人利用类书从事校勘也颇多收获，如鲁迅所校《嵇康集》的序言中就提到他曾利用《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所引，而著其异同。陈垣在《影印册府元龟序》中说他从《册府元龟》中校补《魏书》一页，弥补了此页《魏书》湮没八百年之遗憾。此外，我们通过类书来查找诗文出处往往也能奏效。

　　《中华大典》是继宋《太平御览》、明《永乐大典》、清《古今图书集成》发展起来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型类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项重要的文化出版工程。全书共收录了各类汉文古籍3万余种，约7亿字。按现代学科分类方法，并根据各学科的实际情况，共分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二十一典，典之下再分若干级别的类目，是为经目。纬目有题解、论说、综述、传记、纪事、著录、艺文、杂录、图表等9项。经目与纬目交错，使每一条材料在《中华大典》中有一一个恰当的位置。

　　这样既便于归类，又便于检索。所选资料摘自原书，录自善本，并详细注明出处，所以我们应当注意使用。

　　（3）政书

　　记载我国典章制度的书称为政书。我国古代政书以"十通"为代表。一是唐代杜佑的《通典》二百卷，共分八门。其中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刑二十三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所述内容，从上古约迄唐天宝年间。二是宋代郑樵的《通志》二百卷。其中本纪、后妃传、年谱、周同姓世家，以及各类传记共一百四十八卷。二十略五十二卷。郑樵《通志总序》云："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于纪传即其旧文，从而损益。"复云："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日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可见二十略为《通志》

　　的精华所在。其二十略为：氏族略六卷、六书略五卷、七音略二卷、天文略二卷、地理略一卷、都邑略一- 卷、礼略四卷、谥略-卷、器服略二卷、乐略二卷、职官略七卷、选举略二卷、刑法略一卷、食货略二卷、艺文略八卷、校雠略一卷、图谱略一卷、金石略一卷、灾祥略一卷、昆虫草木略二卷。所述内容，从上古迄唐代。三是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全书共分二十四考。其中田赋七卷、钱币二卷、户口二卷、职役二卷、征榷六卷、市籴二卷、土贡一卷、国用五卷、选举十二卷、学校七卷、职官二十一卷、郊社二十三卷、宗庙十五卷、王礼二十二卷、乐二十一卷、兵十三卷、刑十二卷、经籍七十六卷、帝系十卷、封建十八卷、象纬十七卷、物异二十卷、舆地九卷、四裔二十五卷。所述内容自上古迄南宋末。四是清代乾隆三十二年（1767）官修的《续通典》一百五十卷，仿《通典》体例，内容所述，自唐肃宗至德元年（756）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 间近九百年的典章制度。五是清代乾隆三十二年官修的《续通志》六百四十卷，仿《通志》体例而省略"世家"年谱"两类，所述内容自五代迄明末。

　　六是清代乾隆-十二年官修的《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卷，所述内容为宋、辽、金、元、明四百多年间事。七是清代乾隆三十二年官修的《皇朝通典》一百卷，仿《通典》体例，内容所述为清代乾隆以前的典章制度。八是清代乾隆三十二年官修的《皇朝通志》

　　一百二十六卷，只有二十略，内容所述为清代乾隆以前事。九是清代乾隆十二年官修的《皇朝文献通考》三百卷，内容所述为清代乾隆以前事。十是刘锦藻于1921年完成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体例除仿《文献通考》外，又增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考，内容所述为清代乾隆年间至清末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35- 1937 年曾出《十通》精装本，书前有按四角号码编的名词术语索引和分类详细目录，颇便检查。

　　（4）词典

　　词典是依据预定的目的和要求，汇集词语，加以解释，形成词条，再将词条按照某种易于检索的顺序排列起来，供人查阅的工具书。

　　对于研究古代文学、古典文献的人来说，《辞源》是用得比较多的工具书。2015年。

　　10月，《辞源》第三版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收单字14210个，复音词92646个，插图1000余幅，共1200万字。其特点是"结合书证，重在溯源","释义力求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和语词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对书证文字都作了复核，并标明作者、篇目和卷次".[217）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资料线索，如杜牧《赤壁》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显然，正确理解此诗关键在最后一句。查《辞源》，有"铜雀台",释云："汉末建安十五年曹操建铜雀、金虎、冰井三台。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铜雀台高十丈，周围殿屋一-百二十间。

　　于楼顶置大铜雀，舒翼若飞，故名铜雀台……《艺文类聚》六二晋陆翔《邺中记》、《水经注》十《浊漳水》、清俞樾《茶香室丛抄》十九《铜雀》。"复云："汉末曹操遗命诸子，死后葬于邺之西岗，诸妾与伎人皆著铜雀台，台上置床帐，每月朔望向帐前作伎。

　　见《乐府诗集》三一南朝陈张正见《铜雀台序》。"又有"二乔",释云："三国时乔公的两个女儿。乔，一作*桥。《三国志吴周瑜传》：'（孙）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复云：

　　"清沈钦韩《两汉书疏证》说桥公即汉太尉乔玄。"应当说有了这些材料，这首诗也就大致弄明白了。当然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规模更大的词典，如《中文大辞典》（中文大辞典编委会编，台北，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1962- 1968 年）、《汉语大字典》（徐中舒主编，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 1990 年）、《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 1993 年）等等。

　　我们当然也可以利用词典来做校勘、注释等工作。譬如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叙例》称："郡邑之志经籍者，盖土训之骈枝，书录之流裔也。"其中"土"字，1921 年浙江图书馆刻本两横一样长， 究竟是"土训", 还是"士训"?查《辞源》，收有"土训"一词，释云："官名。负责向皇帝陈报山川地势、土质好坏及土地所宜生产。"指明源出《周礼。

　　地官土训》，问题也就解决了。

　　注释诗文当然也可以利用词典，譬如清王符曾《古文小品咀华》（甲种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第324 -325 页）收了《刘静修画像赞》，当中有"于裕皇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从之两生".如果给"四皓"两生"作注释，我们不妨查一下《辞源》，果然找到了"四皓",但是没找到"两生".我们还可以利用《汉。

　　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以及其他工具书来查找。结果，我们从《骈字类编》中知道了"四皓"事见《史记留侯世家》索隐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师古注；"两生"事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3.利用广义的工具书

　　总集、别集、丛书等资料类型不属于工具书，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广义的工具书来利用，现亦分别述之如下：

　　（1）总集

　　总集是按一定的体例将两家以上的作品汇编在一起的书。总集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易于检索的系统而完备的资料。从事科学研究总希望详细地占有资料，但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例如我们研究元代散曲，就找材料而言，有三种比较大的困难："第一，现存的曲集，无论是元人别集或元明选本。其中都有一些罕见的本子，有几种还是海内孤本，想要找到这些书，不是很容易的。第二，元代的散曲作家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一般比较少，即使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作家，往往也未必有几十首曲子，研究这些作家，更有看到他们现存全部作品的必要。第三，元曲是一种通俗文学，曲集的精刊本和精抄本比较少，如果不经过一番整理和校勘，读起来往往很不方便。"1218]而隋树森编的《金元散曲》就为我们解决了这些困难。编者从一百多种曲别集、曲选、曲谱、词集、笔记一类的书中，将散漫难稽的元代散曲搜寻出来，经过认真的校勘，再以作家的时代先后为序编排起来。还在每首曲子的末尾，不仅注出它最早见于何书，并且把其他选有这首曲子的书名，也不厌其详地一一写明，读者如果觉得有什么问题，可以复检原书。此类总集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资料线索，使我们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因此也就为某一领域的研究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清代编成《全唐文》《全唐诗》，促进了唐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唐圭璋编成了《全宋词》也促进了宋词研究水平的提高。

　　一些编纂时间较早的总集，在资料保存方面也有很高的价值。例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了唐人诗文集300余家，留存至今者据《四库全书》仅76家，而《文苑英华》

　　成书时距唐亡只有80年，许多书当时还在；宋初又先后平定了南唐、西蜀等国，尽得其藏书，所以《文苑英华》取资既广，所蕴藏的唐代史料也特别丰富，诚如《四库全书总目》于该书提要所述："迄今四五百年，唐代诗集，已渐减于旧，文集则《宋志》

　　所著录者殆十不存一一。即如李商隐《樊南甲乙集》。久已散佚，今所存本，乃全自是书录出。又如《张说集》，虽有传本，而以此书所载互校，尚遗漏杂文六十一篇。则考唐文者惟赖此书之存，实为著作之渊海。"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编纂较早的总集来进行文献考订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编辑较晚的选本同样具有较高的资料检索价值。我写《台城寻踪话沧桑一韦庄<台 城>诗赏析》，[219恰好有-本《金陵诗词选》（夏晨中等编注，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我就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做了一个资料索引，有的资料可以。

　　在行文中加以引用，有的资料可以用作比较研究。如诗人通常用台城的衰败景象来抒写自己的情感，像刘禹锡笔下的《台城》："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张乔笔下的《台城》："宫殿余基长草花，景阳宫树噪村鸦。"它们都成功地写出了台城的沧桑变化。但是韦庄的《台城》没有写这些衰败景象，而是写台城美景依旧："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韦庄之意不在写物质上的沧桑变化，而在写精神上的沧桑之感，恰恰希望通过景色依旧来反衬人事全非，以引起读者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关注与思考。显然，这个选本省去了我们不少翻检之劳。

　　目前可资检索的总集颇多，现择要举例如下：就诗而言，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诗》（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 年）、《全唐诗》（清彭定求、杨中讷等奉敕编校，中华书局点校本，1960 年）、《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傅璇琮、倪其心、孙钦善、陈新、许逸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998 年）、《全金诗》（又名《全金诗增补中州集》，清郭元编，《四库全书》本）、《元诗选》（初集、二集、三集、癸集、补遗） （清顾嗣立、席世臣、钱熙彦编，中华书局，1987一2002 年）、《全明诗》

　　（《全明诗》编纂委员会编，章培恒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起陆续出版）、《晚晴籍诗汇》（徐世昌编，闻石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就词而言，有《全唐五代词》

　　（张璋、黄畲编，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6 年）、《全唐五代词》（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中华书局，1999 年）、《全宋词》（唐圭璋编，中华书局修订增补本，1999年）、《全金元词》（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79 年）、《全清词》（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94 年起陆续出版）。就散曲而言，有《全元散曲》（隋树森编，中华书局，1964 年； 1981 年重印本）、《全明散曲》（谢伯阳编，齐鲁书社，1993 年）、《全清散曲》（凌景埏、谢伯阳编，齐鲁书社，1985 年）。就散文而言，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校辑，黄冈王毓藻广州刊本，1887一1893 .

　　年；中华书局影印本，1958 年）、《全唐文》（清董诰等奉敕编，内府刊本，1814 年；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 年）、《全宋文》（曾枣庄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 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全辽文》（陈述辑校，中华书局，1982年）、《元文类》（元苏天爵编，西湖书院刊本，1932 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全元文》（李修生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005 年）、《明文海》（清黄宗羲编，《四库全书》本）、《清文汇》（沈粹芬、黄人等辑，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本，1909 年）等。

　　（2）别集

　　别集就是按一定 体例将一位作者 的作品汇编在一起的书。我们研究一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当然要以这位作家的所有作品为依据，惟其如此才可能得出比较全面、正确、深刻的结论。而全集性别集的任务就是系统而完备地收录某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因此可为人们研究某个作家提供比较全面的第一-手资料。不少别集还可提供研究某位作家作品的相关资料。后人编辑的别集，一般都 会将与某位作家作品的相关资料汇集在一起，为读者从事学习和研究提供方便。例如清王琦注《李太白文集》（中华书局，1977年）即附录了序、志、碑、传12篇，时人及后人涉及李白的诗文80首，丛说220则，宋人薛仲邕编集的《翰林李太白年谱》以及外记194则，为研究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今人为前人编别集，附录的有关资料往往更加齐备。例如卞孝萱先生编的《郑板桥全集》，除郑板桥的诗文收集较全外，其"第三部分是抄录前人评述板桥的零散的旧作，按其内容，分类编排，供读者研究板桥生平、交游及创作（包括诗、词、书、画、篆刻等）之参考。评述他人而涉及板桥的资料，酌予采用。共分十七类：一、传记，二、家谱、进士题名碑，三、题画像，四、方志，五、诗词书信，六、序跋，七、书目，八、诗选，九、词选，十、诗话，十一、词话，十二、联话，十三、板桥集评语，十四、书画评，十五、书画目，十六、笔记，十七、其他。每类资料，按性质、年代先后排列。重复的记载，采用时代较前、内容较详者。分歧的甚至相反的记载，以存异为主，不轻易舍弃".[21编者还谈道："本书经过多年准备，才公开发表。书名《郑板桥全集》，是企图为读者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板桥，提供一-份比较完整而可靠的资料，以省读者翻检、考证之劳。"21如果我们要了解唐以前的别集情况，可参考《隋书经籍志考证》（清姚振宗撰，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1936- 1937 年）；了解唐代别集情况，可参考《唐集叙录》

　　（万曼著，中华书局，1980 年），《唐诗书录》（陈伯海、朱易安编撰，齐鲁书社，1988年）；了 解宋代别集情况，可参考《宋人别集叙录》（祝尚书著，中华书局，1999 年）；了解元代别集版本情况，可参考《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周清澍撰，《南京大学学报》

　　丛刊，1983 年）；要了解明代别集情况，可参考《明代文集总目》（台北，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编印，1966年）； 要了解清代别集情况，可参考《清人文集别录》（张舜徽著，中华书局，1963 年）、《清人别集总目》（李灵年、杨忠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柯愈春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丛书

　　丛书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如或属同一作者，或属同一学科，或属同一时代，或属同一地区），采用相同的物质形式（如一-样的版面，一样的装订形式），把-一些著作汇刊在一起的系列书籍。我国现存古书10余万种，其中收在丛书中的约有85000种。有的丛书汇聚了某一领域的资料，如《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古本戏曲丛刊》《笔记小说大观》《民国丛书》等；有的将辑佚搜残的资料汇编在一起，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师石山房丛书》等；有的在校勘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如《抱经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士礼居丛书》《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等。譬如不少学者反映难以利用古籍善本，其实有影印古籍善本丛书可资利用。如《古逸丛书》26种（黎庶昌编，清光绪年间遵义黎氏日本使署刻本），《续古逸丛书》47种（张元济编，商务印书馆，1922- 1957 年），《古逸丛书三编》43 种（中华书局编印，1983- 1999 年），I1-H"1一-12-712WH人921一+-1/售T-ITI十1-7月一两"十，.120-122一",《四部丛刊》350种（张元济编，商务印书馆，1919 年），《续编》81种（1934 年）、《三编》73种（1935- 1936 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473 种（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1998 年）等。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还是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的，所以张之洞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异，为功尤巨。"2我们利用丛书可检索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983 年）、《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上海图书馆誊写胶印本，1979年）。阳海清所编《中国丛书广录》收著名丛书3279种，恰可弥补《中国丛书综录》之不足。

　　但是，我们不可能通过工具书解决一-切问题，蒋礼鸿说："我想给使用工具书起一-个名字，叫做读书有限偷懒法。人的本领是善于偷懒，而偷懒的方法之一 就是使用工具，读书也可以使用工具书，如字典、词典、笺注、索引之类，也可以节省不少精力和时间。但偷懒只能是有限的，使用工具书并不能代替学习和研究。"1223]这就需要我们具有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郭毅生在《我与历史、地理的情缘》。 -文中谈了他为找一条材料而经历的艰苦过程：

　　明代的"都指挥使司",是相当于省级的行政和军事建置。"奴儿干都司"所辖治的地区，是包括东北边疆黑龙江流域和今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及库页岛等地。它事关中、俄两国历史疆域的所辖所领，十分重要……据"永宁寺碑"中碑文说："卜奴儿千西，山高而秀丽，造寺塑佛，柔化斯民",可知奴儿干都司城在永宁之东面不远。我不惮麻烦地从北京图书馆柏林寺书库里找到了百年前曹廷杰考查手绘的特林永宁寺地图……我以一种渴求精神，晨昏不息地翻阅着中国和外国典籍中有关记载，想从拉文斯坦的《俄国人在黑龙江上》，巴迪里的《俄国、蒙古、中国》

　　（第二卷）与柯林斯的《阿穆尔河顺航记》等记述中找到材料。但结果很令人失望。

　　我又重阅了间宫林藏的《东鞑记行》和杨宾的《柳边记略》，但对奴儿干城址仍茫无线索。不言而喻，这是很令人感到迷惘和失落的。过了些天，我忽地又想起曹廷杰来，于是捡出《东三省舆地图说》《西伯利亚东偏纪要》来仔细阅读。从后一书中，我终于找到了以往各书中都没有的新资料、新发现！他记载道：从永宁寺东面下山，沿江行里余，在一个丘陵台地的荆莽丛中，"有古城基，周约二三里，街道形迹宛然，瓦砾亦多".对地图学来说，找到故城基才是定点定位的铁证。曹廷杰发现了，也记录了这古城，它正符合文献和碑记中奴儿干城的位置。这时我才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之感，颇为豪迈地挥笔在地图上绘出了"奴儿干都司"城的省级城市的定点注记符号。这个符号表明了明朝管辖的疆域，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224]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工具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除掌握目录学知识外，还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去搜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