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背景下的人文思潮比较。

　　《琵琶记》创作于元代末期。元代科举制度一度中断长达七十余年，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下层的寒士很难进入统治阶层，社会地位迅速下降，以至社会上出现了“九儒十丐”的说法。因此，地位低下的书生，成了人们同情的对象，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成为戏曲的主流。高明将对这一时代的深切感受付诸《琵琶记》中蔡伯喈的经历，既包含旌表门楣的愿望，又透露出个人命运无法掌控的无奈之感。而赵五娘则作为蔡伯喈命运的随行者，在被丈夫无奈抛弃后，仍侍奉公婆，不辞劳苦，甚至上京寻夫，在得知真相后原谅丈夫，同牛小姐共侍一夫。赵五娘的怨，源于丈夫对封建名利观和等级制度的妥协，因此，她并没有将蔡伯喈看作造成她不幸的根源，而是设身处地地理解丈夫，也实现了夫贵妻荣的大团圆结局。这个女怨形象阴柔、坚韧，敢于牺牲。

　　《美狄亚》创作于希腊内战时期，处于黄金时代的希腊正在经历内部瓦解，内外矛盾不断恶化，与斯巴达人经年累月的战争使得平民生活贫困，奴隶待遇苛刻，女人更是毫无地位可言，只是作为对方婚姻的财产和男性的附属品。欧里庇得斯对此表达了自己力求民主和平等的愿望，这在美狄亚的反抗者形象中得到了体现。美狄亚的怨，源于丈夫堕落的男性人格和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因此，她在悲叹女人的不幸命运之后设计报复，不仅杀死了科任托斯公主和国王，甚至残忍杀害了自己和伊阿宋的两个孩子。这个女怨形象更阳刚、暴烈，勇于反抗。

　　二、深层次的民族心理比较。

　　赵五娘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女性，是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女性形象，她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妇女的苦乐人生。

　　作者高明称她为“有贞有烈赵贞女”.赵五娘饱尝了夫妻分离之苦、饥荒挨饿之苦、公婆误会之苦、上京寻夫之苦，却一心侍养公婆，不辞辛苦千里寻夫，完全恪守为人妇的教条。

　　集中体现赵五娘朴实善良品质的莫过于《糟糠自厌》这一出，她担起了家中本该由丈夫承担的责任，典当衣饰，为公婆换取米粮，自己却偷偷吃糠。赵五娘任劳任怨，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在她的身上凝聚了中国的传统美德。

　　美狄亚是一个暴烈、自由而奔放的女性，是西方民主社会典型的女性形象，“她会为爱牺牲一切。只有这种不顾家庭，自寻烦恼的人才能作故事里的伟大人物。美狄亚的强烈爱情变做了她的缺点，使她犯了不少的罪恶：她为爱情杀害她的骨肉，会为失恋杀害她的骨肉”[1].美狄亚完全是一个情感动物，她为了自己的爱情抛弃一切也毁灭一切，个性极度张扬。在爱恨交织中，美狄亚选择了以玉石俱焚的方式报复丈夫，在她的身上体现了顽强的魄力。

　　三、中西方的道德观念比较。

　　《琵琶记》与《美狄亚》中两位女性的遭遇相似，而结局迥异：赵五娘奉行中庸之道，最终保全了自己的家庭；美狄亚选择极端的方式，毁灭了负心人的一切，她们不同的选择体现了东西方道德观念上的分歧。东方女性用儒家的伦理纲常规范自己，严格遵守三从四德，个人情感总是服从于集体利益，处于被压抑的状态，面对不公正的待遇，能忍则忍，奉行宽恕之道；而西方提倡个性自由，个人情感是被突出和放大的，女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自由的人生。

　　同时，这两部戏剧也反映出了中西方不同时代的作家对于女性身份的认知。高明在戏剧创作开始就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基调，认为儒家的礼仪教化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得女性成为家庭秩序的顺从者，赵五娘便是符合作者审美的传统妇女道德楷模。而欧里庇德斯所处的时代女性地位卑微，而他倡导女性的自由和解放，美狄亚便在惊世骇俗的情感毁灭中释放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和力量，她在认清丈夫虚伪卑劣的面目后，发出了“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人算是最不幸的”的愤慨 [2].

　　综上所述，中西方“女怨”的实质是男性话语权下女性人格的自我救赎，这与特定时代的人文思潮、民族心理、道德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本文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中西方戏剧中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与中西方地域文化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大陆文明下的民族主要以农业为生产方式，视野不断向内探索，民族性格内向而敦厚；海洋文明下的民族主要以渔业为生产方式，视野不断向外探索，民族性格外向而热烈。

　　参考文献：

　　[1] 欧里庇得斯 . 美狄亚 [M]. 罗念生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 埃斯库罗斯 . 古希腊戏剧选 [M]. 罗念生等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