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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钟泰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时期，他是在“五四”以来激烈的文化冲突背景下，深入探索中国文化和哲学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知识学人。本论文是对钟泰的个案研究，作者力图将其全部学术思想纳入晚清以来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复杂变迁的背景之中，通过钟泰研究中国哲学史、国学、荀子学和庄子学的问题意识、学术思考、方法选择和文化理想的追求，阐发他因应时代变化，探寻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化的思想。

　　本文在全面疏理和把握钟泰学术思想基础上，揭示了钟泰学术思想的三大特点：一是钟泰强调中国哲学的本土化特点，并在中学统系的思路下，书写中国哲学史。力图在中西、新旧的现代性思想对垒中，突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精神。二是钟泰提出合汉宋为一的中国学术整合的方法论原则。他通过反思近代以来传统学术的困境，主张深入挖掘、合理阐发体现中国文化传统和精神面貌的国学资源，以突出中国文化的中国性。三是钟泰展开了儒学重建的思考。他投入极大精力对“荀子》和”庄子》作注释、疏通，力求在经学解体、中国传统精神面临危机的文化困局下，通过儒、道资源的合理整合，重新建构起体现中国文化哲学精蕴，合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导引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新的儒学思想。

　　“钟泰研究”这个论题，是在当代中国文化复兴、中国哲学的现代性反思、国学研究的开展和儒学当代价值的探讨等重要思想学术问题的逼显之下产生的。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其中的得失见蔽，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吸收其中宝贵的思想资源。通过钟泰研究，本文认为可以给我们如下重要启示：

　　其一，钟泰的学思之路，体现了中国文化现代性探索的一种方向。纵观钟泰学术思想，是立足于中国本位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的思考。笔者认为，就总体而言，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重建必须关照中与西、本土化与世界性的关系。但并不意味者每个学者的学术领域和具体研究都要在上述两者之间进行。钟泰的全部学术思考都是回归中学内部的，说明现代性思考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从本民族文化的开新着眼的重要意义。

　　其二，钟泰在中国哲学史写作中强调中西统系之别，重在突出挺立民族主体意识的意义，发掘中国哲学自我更新的能力。在当代中国哲学建构中，如何避免西方化范型的局限，破除将西方哲学方法作为普遍方法的迷信，求得中国哲学自身精神与特点的把握和阐扬，都是重大的理论课题。钟泰对中国哲学的思考并架构了体系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其思想的研究意义和方法的借鉴价值重大。

　　其三，钟泰致力于通过儒家经典的重释，发掘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特别是他将荀子、庄子中具有反思批判精神、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制度建构的思想道德哲学以及对天人关系的根源性思考等理论的合理成分，纳入儒学思想之中，使儒学从思想体系到精神境界更趋完善。今天不论是“文明对话”、“儒教中国”,还是全球伦理、生命伦理的探讨，最终都有赖于儒学思想资源本身的根源性、开放性和丰富性。钟泰对儒学资源整合和儒家思想重建的尝试，是使儒学有效面对现代性要求的思考，其思想的价值意义不可低估。

　　总之，本文研究认为，钟泰是属于学问家型的学者，同时又具有思想家的敏锐。其学术思想和人生轨迹都体现了遗俗独往的个性和逆向思维的特征。其学术思想见解具有超前性、现代性和前瞻性。

　　摘要

　　本文是以历史哲学为中心，对胡秋原思想的初步探讨：一方面梳理了胡秋原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又以问题为中心，分析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就理论历史学的整体架构而言，哲学人类学是其基础；社会学是其主要的诊释路径；史学方法论与价值判断论是其主要内容；将理论历史学应用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探求其出路，所得到的答案即是文化的超越前进。本文分为五章。

　　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处境的变化，论述了胡秋原思想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回顾其践行人格、民族、学问三大尊严的一生，指出胡秋原又是立身于道统的公共知识分子。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胡秋原的史学方法论与价值判断论。本章首先遵循时间的线索，清理了胡秋原如何从科学到文艺，最后到哲学的发展过程，进而论述了胡秋原历史哲学所经历的三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即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史观、理论历史学。接着，本章从历史及其性质、史学方法论、价值判断论、同时比较法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理论历史学的基本理论。

　　第二章清理出了胡秋原文化思想的发展线索，指出胡秋原文化思想，即哲学人类学构成了理论历史学的基础，分析了历史与文化的同构关系；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与创造活力及其成果，则构成了历史与文化的主体。将理论历史学应用于中国历史，形成了胡秋原的秦汉历史模型，秦汉以来历史公式，中国史、世界史的九大时期的思想。

　　第三章通过对“现代”概念的分析，以及对现代西方兴起过程的考察，指出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论断并不能成立。胡秋原着重批判了所谓封建社会论及东方社会论，指出这两种论述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再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两种叙述模式的考察，分析了胡秋原对判断近代史开端之标准的厘定，论述了胡秋原以元代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意义。

　　第四章论述了胡秋原的民族主义及民族主义史学的思想。胡秋原是2“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重镇。在胡秋原的思想体系中，”民族“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囿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分析了西方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主张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结合起来；他通过对中国的道统一天下、政统一国家的深入探讨，分辨出了古今中西民族观念的异同。胡秋原承继梁任公的”新史学“,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重新叙述，来彻底唤醒民众的现代”民族意识“.

　　第五章考察了胡秋原有关近代以来二重文化危机及其出路的思想。胡秋原认为文化危机的根源是文化内部和外部的不平衡。近代文化内部与外部的不平衡，分别表现为科学的帝国主义与政治的帝国主义，而且二者是紧密相关、相互依存的。胡秋原将2”世纪7“年代以来台湾的西化派称为新西化派，他们唯美国马首是瞻，鼓吹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胡秋原认为现代化理论并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其本质仍是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在胡秋原看来，只有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做到文化的平衡发展，才能真正拯救文化的危机，实现文化的复兴。

　　结语部分考察了有关胡秋原学派归属及思想定位的问题，并将胡秋原的思想看成是儒学在当代的开展，属于广义的当代新儒家。文中指出胡秋原与当代新儒家的不同，主要就是思想进路的不同，或者说对中国传统文化诊释范式的不同。熊十力和牟宗三是哲学的进路，他们二人显然与同为历史进路的徐复观和胡秋原不同。徐复观和胡秋原虽然同为历史的进路，但是亦有不同。其一是关注领域的不同；其二是历史观的不同。附录部分还整理出了胡秋原先生年表简编。

　　摘要
　　
　　自唐代柳宗元疑今本《列子》”多增窜非其实“以来，历代不少学者对其真伪提出了各种观点和看法。杨伯峻、季羡林等学者找到许多很有说服力的证据，确定今本《列子》存在大量汉魏以后的内容，非刘向所校定的古《列子》。本文以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本前提，不将辨别真伪作为研究中心，而是着重探讨为多数学者所忽略的今本《列子》的思想文化价值。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今本《列子》虽然保存了若干古《列子》的残篇，但是大部分内容为后人所增益。多数学者认为《列子》成书于两晋，本文分析了《列子》与《庄子》、《淮南子》、《老子指归》等书的理论继承关系以及《列子》在名实、本末问题上体现出来的哲学思维水平，考察了与《列子》有密切关系的山阳王家的相关情况，认为今本《列子》非成书于一人一时，其主体部分成于汉魏之际，作者为山阳王家子弟；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内容成书于西晋，难以断言作者为何人，但是由于《列子》的流传一直没有出王家，作者应该与王家有密切的关系。《杨朱篇》放逸享乐的人生态度绝非先秦杨朱的思想，而是第二位作者对杨朱后学詹何和子华子任心所欲、视治身重于治国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第二章讨论的是《列子》的天道观。《列子》先把不生不化的”道“独立于具体的生者、化者即万事万物之上，使之成为没有任何规定的抽象本体，把宇宙二分为道的世界和物的世界。然后吸收两汉元气论，把魏晋玄学不讲的”气“引入物的世界，将其演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这个理论上的转化使《列子》的本体之”道“染上了浓厚的生成论色彩。《列子》进而提出道”自生自化“出万物的思想，但是它的重点在于道如何生化万物，而不是万物生于”无“,属于两汉哲学形态，而非魏晋玄学。《列子》的”道“是超越所有规定的最高本体，体现出从两汉宇宙生成论向玄学贵无论过渡的趋势。

　　第三章研究《列子》的梦觉观。梦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哲学方面，而且还涉及到医学和心理学方面。《列子》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探讨了梦的内涵，对于梦的本质、梦的特征、梦与觉的区别、梦产生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努力使自己的观点与两汉流行的梦魂观区别开来。《列子》使用了”神游“、”感变“、”神遇“、”形接“等中国哲学特有的概念来解释梦的成因和奇幻性，对于发展中国古代梦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列子》还把汉魏之际的本末问题引入梦觉观，以”道“为本，万物和其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依”道“而变化莫测，则为末。故梦中所见不一定为虚，觉时所闻不一定为实。是梦是觉，是真是幻，无须太过执着。进而主张以”忘“来舍弃是非利害、存亡得失之念，以虚静之心体悟大道，实现精神的独立和超脱。

　　第四章研究《列子》的人生观。本章包括三大内容：一是《列子》对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二是《列子》对死亡问题的哲学思考，三是《列子》对”力命之论“的看法。从全书来看，（（列子》的人生观具有二重性的特点。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天瑞篇》把生命看做大道流行的过程，《力命篇》自然而然又不得不然之”命“没有任何神秘性，只是大道流行的自然表现，故主张以虚静无为之心体悟大道，享受生命的快乐；《杨朱篇》视人生为一苦多乐少的痛苦过程，进而主张把握当下，尽情享乐。在对待死亡这个终极问题的态度上，《列子》全书自始至终都认为，死是无法避免的，不以死为恶、为恐惧。不过在《天瑞篇》，作者对于”死“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意识，即使同为”死“,”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而《杨朱篇》则主张”齐死“三尧舜也好，莱封也罢，死后都为腐骨，没有任何区别。贤德或凶暴的名声，在死亡面前没有任何意义。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汲汲然地追求虚名，而应当抓住现有的好时光尽情享乐。这种态度看上去极放纵，骨子里却是极悲观的。《杨朱篇》与其余诸篇人生观之矛盾处，可印证前面提到的《列子》成书二阶段说。《列子》的”力命之论“受到《庄子》、《墨子》、《淮南子》和王充的影响。虽然”命“是一种超然于物外的抽象的必然性，能决定人的存亡祸福，但是作者并没有完全排斥人力的作用。”愚公移山“的故事、《仲尼篇》对绝对无为的批判、《力命篇》对德厚命薄和命厚德薄两种人生境遇的评价，都说明《列子》是主张安”命“而不废”力“的。而这种力命观，也符合汉魏之际豪杰并起，必须强健有为才能成功的历史背景。

　　第五章研究《列子》的政治思想。《列子》政治思想的特色是它设想的无君无臣的理想国。《列子》作者有感于汉末以来经学之弊端，以道家”自然“、”虚静“、”无为“为理论基础，借鉴了《庄子》的藐姑射山、至德之世和建德之国，构建了自己的理想国，如”人无夭恶，物无疵厉“的列姑射山，国无师长、民无嗜欲的华青国以及没有君臣、没有衰老哀苦的终北国，表达出消除君臣之道，依据本性自由生活的道家政治理想。然而现实中，经学虽然因其荒诞的神学思想和繁琐的注经方式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儒家的仁义礼智在士人心目中依然是崇高的、不可替代的。由于《列子》的作者没能象何晏和王弼那样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来论证名教的合理性，所以他只是简单地把儒家的仁义、忠信和道家的自然、无为罗列在一起，希望能用”道“和”虚静“来约束君主，通过设计一系列温和统治人民的理论和方法，以实现清明之治。这种以道统儒的倾向使得《列子》的政治思想显得零乱，而这正是正始玄学以道释儒的理论先声。

　　结语部分对今本《列子》的成书情况和思想价值进行总结。作为保留了古（（列子》残篇的汉魏之际的诸子着作，《列子》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驳杂的特点。其驳杂之原因有三：第一，古《列子》的思想不能完全消融在今本《列子》之中；第二，今本《列子》还有一小部分内容成书于两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汉魏之际介于经学的衰败和玄学兴起的中间，在新的哲学形态完全建立之前，必有一个理论探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旧思想不断碰撞。作为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一个过渡环节，《列子》的哲学体系诚然不尽如人意，但是它表现出从经学到玄学的转变过程。今天我们回顾并研究《列子》这部特殊的典籍，仍然为其表现出来的觉醒意识和力图超越现实困境的艰辛探索而感动.